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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關注 | 江弱水 最頂級的詩人,同時知道古典和西方的偉大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記者 張宇欣 日期: 2018-09-19

      “我們的生活形態在加速改變,從平緩的人和馬到汽車、火車、飛機,速度越來越快,隨處出現動蕩和虛浮,人的感覺不再平整有序。這就是一個現代的特點,時斷時續。于是出現大量的跳躍、省略、混雜,古典主義講究秩序的美學品質也就隨感覺的改變而改變了”

      “肌理意味著要肉感地去感知一首詩的文本的肉身?!苯跛f。他說話節奏緩慢悠長,接受采訪時,常在句與句、字與字間沉思琢磨,像是吟詩。

      每個字由不同的質感、重量、色澤、明暗度組成,不同的字再組成句,彼此照應,便呈現微妙肌理。如此觀照,莎翁早期傳奇劇似絲綢柔滑,晚期悲劇則有土布的堅韌。魯迅《秋夜》那著名的開頭“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平滑的句子“硬生生打了兩個結,就顯得特別拗折,但力度就出來了,質感就出來了,密栗的紋理就出來了”。辛稼軒《鷓鴣天·徐衡仲惠琴不受》中有兩句“玉音落落雖難合,橫理庚庚定自奇”,尤其后七字,有四個后鼻音協同成韻,郁勃不平,“能站得直直的,卻又能空際騰挪”。這是“肌理”。

      自1999年博士畢業后到浙江大學任教,江弱水給現當代文學專業學生開的課中,一直有門《中國現代詩史論》。他講過聞一多、戴望舒、卞之琳、馮至、穆旦,都是“五四”以后新詩30年歷史里閃耀的新詩人?!笆贰钡牟糠?,他則循著文言與白話、抒情與說理、格律與自由等線索。講到后來,江弱水決定把“史”拿掉,甚至不拘泥于“現代”。他從古今中外的詩歌中提煉出八個核心主題,一次一講,講詩中的玄思、聲文、滋味、肌理、鄉愁、情色、死亡。

      這門課的講義被寫成了八萬多字的小書《詩的八堂課》,逆市面上獨講古典詩、西方詩或新詩的主流書籍而行,“一不小心”印了15萬冊,陸續拿了十幾個好書獎。

      詩人瓦雷里希望寫出一首詩,不要一千個人讀一遍,而要一個人讀一千遍。江弱水自比,書能讓五百人讀兩遍,也是好的?!拔冶容^欣慰《詩的八堂課》受歡迎,但心里也覺得是不是搞錯了,我特別認真寫的書,《中西同步位移》《古典詩的現代性》,怎么就沒有那么多人讀?這本書雖然不是嘩眾取寵,但你一看就會知道,遠不及那兩本書用心用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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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90年代,江弱水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畢業論文是《卞之琳詩學研究》。此后,他將個案研究擴大到整個中國現代詩人群體。

      文藝評論家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說,不同于在西方緩慢發展成熟,“現代”的性格在日本“極端短暫凝縮”且“與所有領域相關聯”。中國新詩同樣濃縮了西方從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到現代主義一個半世紀的文學史:徐志摩與穆旦相差21歲,但他們各自取法的詩人雪萊與奧登卻相差115歲。

      1923年,聞一多就指出,新詩要新于中國和西方固有的詩,“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吨形魍脚c位移》(2003)是江弱水中西比較研究的成果總結,書中論列了徐志摩、聞一多、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馮至、穆旦七位“中國新詩首批最出色的產兒”,透過他們對西方詩歌的閱讀、翻譯、吸收、轉化,試圖呈現中西詩學融會的曲折微妙的親緣關系。

      新詩人的聯姻對象包括雪萊、波德萊爾、瓦雷里、里爾克、葉芝、艾略特、洛爾迦、奧登。在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巨變中,他們找到了遙遠的相似性,翻譯與創作并舉,成為西方影響的接受者與轉化者。新的意象、隱喻、詩體產生,現代詩迅速在30年間從“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這樣稚嫩的白話詩,走進令人“瞠目而視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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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呀!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卞之琳《距離的組織》(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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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影響不創造任何東西,它只是喚醒?!苯跛J同紀德的這句話。在《中西同步與位移》的前言中,他講到古典詩與西方的關系:“中國新詩之所以很快就完成了轉化,是因為新詩人所擁有的那個傳統本身即富有可資轉化的多重因素……中國古典詩歌本身,至少其中的相當一部分,已經具備了現代主義詩歌表現形式及技巧的主要特質。換句話說,它本身已經極具‘現代性’?!?/p>

      那么古典詩中的“現代性”何在?

      在西方,自波德萊爾后,詩歌或指向頹廢,或追求意象,或主張表達內心和抽象概念,大體是“空間對時間的勝利,并列對連續的勝利”(奧克塔維奧·帕斯語)。江弱水意圖勾勒出中國古典詩歌內部的兩大傳統:一是“以陶潛、李白、韓、白、蘇、辛為代表作家的、主要受古文與古詩影響的、著重語言秩序和意義傳達的古典主義寫作傳統”;二是受駢文、律詩影響的充滿斷裂、講求新奇的現代性寫作傳統。

      由此直溯中國古典詩的現代性的濫觴期——南朝。江弱水認為齊梁是文學自覺的時代。儒家意識形態淡化、文學上的道德功利主義罕見地缺位?!斑@事實上釋放出巨大的空間,取而代之的是放蕩頹廢的文人精神,與追新逐奇的文學觀念……具有現代詩語特質的,不是連續而是斷裂的語言形式,在此際發育成熟。語言文字的意義被稀釋了,本身固有的聲音與色彩得到了強調,語詞本身漸趨于獲得其自足的存在價值。這一切……已然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現代性傳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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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歲的江弱水在蕪湖安徽師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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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南朝文學中,他提出“頹加蕩、訛而新、斷續性、互文性”四種“現代性”要素,再以唐宋詩詞一一加以驗證:從冥想的氣質、內傾的聲音、音樂的思維、心理的邏輯等方面詳論杜甫《秋興》八首與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相通相應,“在偉大而清明的理性中滲入了非理性的因素”,“靈幻的意象與跳躍的想象,加劇了表層語義的邏輯斷裂”;分析李賀《李憑箜篌引》《金銅仙人辭漢歌》等作訴諸的主觀想象、囈語;探討李商隱寫作的內傾化,那“深邃的主觀性”即為“現代性最本質的特征”。至宋代,周邦彥與吳文英傳南朝宮體詩衣缽,分別是“頹加蕩”“訛而新”精神理念的代表;而“白石寫情,深隱其辭,特多私立象征,又極富心理的戲劇性,與現代詩人相通”。

      “新詩怎么來的?新詩是結合了西方詩的影響和古典詩的傳統,用現代漢語點燃了我們百年來的現實。我要處理的是三者之間的關系。這兩本書,一本是把中西作出比較,一本是給古今進行打通。這一‘縱’一‘橫’的工作,把我對現代詩想說的話說得差不多了?!辈贿^他在序言中也寫,受限于知識結構,對元明清詩缺少了解,“所以到頭來,我也不能夠說見到了整個林子,仍是一些樹,只不過這是一些高標挺秀的樹,代表了整個林子里十分顯眼的一大種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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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讀研究生時,江弱水還是個詩人。他16歲考入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老師余恕誠研究李商隱,詩中的綺靡影響了老師的審美。青年學者朱欽運說,江弱水曾評價老師作的李商隱集句“太腐朽了!”——“據說,‘腐朽’在江弱水的字典里不是貶義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非常特別的情況:因華美到極致而產生的文辭之奢靡?!?/p>

      1980年代初,江弱水受到朦朧詩的感染開始寫詩。1982年冬,這個大四學生將自己的一組現代詩習作寄給了前輩詩人卞之琳,三周后收到了卞的一封回信、一本詩集《雕蟲紀歷》,還有每一首都由鉛筆批注的詩稿。下個夏天,江弱水去北京拜訪卞之琳,卞將余光中相贈的詩集《白玉苦瓜》,以及許多臺灣詩人的詩集和評論集交與他。此后18年里,卞之琳與江弱水通信上百封,評價詩人、作品,“甚至于一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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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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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最尊崇詩人,江弱水身在青陽的中學教書,一心沉浸在詩中?!霸娛且患右坏扔谌驳扔诹愕哪欠N東西。你平常只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最終對這個二都已經麻木了,詩就是一切堅固的東西忽然煙消云散時,看到的那個三、那個零?!彼诓稍L中說,“我那時有個很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可以成為一個能夠被人家研究的人,我何必要成為一個去研究別人的人呢?”

      1987年,香港的《八方》文藝叢刊刊登了江弱水的五首詩,以及卞之琳數千字的推介。卞之琳在文中評價江初期短作“純正光潤”,其中一詩《瓦堞》 “在謹嚴的十四行雙體詩中自由舒展了現代感性的奇想”;《原道行》一詩“隨心用典,縱古今中外,左右逢源,足見他頗有根底”。江弱水不愿與我多聊他的詩作,《原道行》后附在《中西同步與位移》中一道出版,他只略略提及了這首“仿葉芝體,效少陵風”的詩作為新詩影響研究的材料價值。

      四年后,江弱水來到西南師范大學學習現代詩比較研究。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現代的卞之琳、余光中都曾跟四川有緣,“你不入川,你怎么能成為詩人?”但只過了一個學期,他便寫不出詩了。理論的輜重往往讓詩人無法貼身肉搏、白手鏖戰,江弱水也沒能例外?!皠倢懮弦痪湓?,你身上的批評家就七嘴八舌來指指點點了?!彼O鹿P時想,像瓦雷里和里爾克,多少年不寫詩,但某一天忽然找到契機,就能噴發出最好的詩。

      “到現在一直沒有出現契機?”我問。

      “是的,越來越向學術化方向發展,理性壓倒了感性?!苯跛χf,這是天意,做詩人已經“他生未卜此生休”了。但退一步,至少還可做個“文人”。他自嘲有鎂光燈恐懼癥,不喜歡在大庭廣眾中侃侃而談,日常生活以看書寫作為主。倒是關注世情,常在媒體上發表議論,譬如連作三篇《撕扇記》批蔣勛,前幾天又發表文章,揭小學語文教學之弊。

      他興趣廣泛,讀書駁雜,導致學術研究也“不夠本分”:他廣泛關注并應用西方理論,試圖越過學術范式的藩籬,由現代、西方回溯古典,全盤打通。

      江弱水的導師黃維樑評價,看江論《秋興八首》,像老殘聽王小玉唱書,能于那極高處回環轉折,可謂“碧海掣鯨手”。同時指出,他“優點在‘彌綸群言’,缺點是未能‘研精一理’”。

      江弱水喜好在預設的范圍內即興縱情,從心所欲,于是他如此回復:“如您所深知,我積習難除,很想把文章寫得好看。如果我先設定何謂‘現代性’這一工作性定義,然后便逐一拿每位作家作品來具體驗證……那么,我會寫得很快,很容易,但肯定很乏味。所以,您批評我未能‘其理一以貫之’,我只好說,非不能也,乃不為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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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搭界的東西中間尋找異同是人類天然的興趣”

      人物周刊:你為什么會想到要在古典詩里尋找“現代性”?

      江弱水:古典文學跟西方文學有很多共通之處。你拿《文心雕龍》來看,后25篇的創作論,除了具體文本的不同,神思、體性、情采、镕裁這些概念,和西方的創作都可以匯通。

      大家看到“古典詩的現代性”題目,就不理解,懷疑是不是生硬的套用。其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說我講斷續性。古典主義講的是秩序,就是不能斷裂,不能混亂,不要出現空白。經過兩百多年的技術進步,我們的生活形態在加速改變,從平緩的人和馬到汽車、火車、飛機,速度越來越快,隨處出現動蕩和虛浮,人的感覺不再平整有序。這就是一個現代的特點,時斷時續。于是出現大量的跳躍、省略、混雜,古典主義講究秩序的美學品質也就隨感覺的改變而改變了

      中國過去講“文從字順”,語言文字都要遵循一個完美的秩序排列。但問題在于,漢語天然地適合斷續,它是方塊字,單音節,又容易造成對仗,這是深深地植根于大腦的語法。比如說“古道西風瘦馬,小橋流水人家”“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中間不用動詞加以連接,你也完全懂了。一旦要對仗,你就會把它切碎了,重新拼合,這是一個人工秩序,自然造成很多的斷裂空白。尤其是近體詩和駢文里,要把所有的正常語句納入到一個平平仄仄的固定字數的框架里,必然產生對正常語序的扭曲和變形,產生斷裂與空白。

      大量的斷裂與空白導致我們古典詩中的近體詩部分具有現代西方詩也有的諸多特點。你再回頭想一想,為什么西方的現代詩受到中國古典詩的催化?你看看龐德翻譯的唐詩對美國意象派的影響。因為我們本來就自然發育生長出來一種可以稱為“現代性”的元素?!艾F代性”這個詞可議之處,就在于它總是跟時代聯系。其實在我們的語境中,它跟時代無關,是超越時空的一種特質。我們不是說,一樣東西西方有,中國本來也有,我們就了不起了。在不搭界的東西中間尋找事物的異與同,這是人類天然的興趣。

      人物周刊:你剛才說到,有人會認為用“現代性”來詮釋古典詩是一種套用。那在你看來,國內是否有將西方詩歌理論強行套用、嫁接到自己創作與研究中的現象?

      江弱水:當然有很多。臺灣詩壇60年代有一個非常西方化的階段。紀弦說“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整個詩壇唯西方馬首是瞻,超現實主義成風。當時就出現了很多用西方的觀念和理論來硬套中國東西的現象,比如臺大的顏元叔教授,翻譯過西方文學批評史,就曾經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學來詮釋中國古詩:“自君之出矣,金爐香不然。思君如明燭,中宵空自煎?!彼f蠟燭是男性,香爐是女性,大家就覺得這也太生搬硬套了。古代中國詩人怎么會時刻想到弗洛伊德的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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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詩人、詩歌現代派運動領袖T·S·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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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鍾書先生很喜歡用的一個詞叫“打通”,“打通”的前提是中西方有相同和相似的。我是相信有普世性的,這種普世性不一定就屬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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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頂級的詩人,同時知道古典的偉大和西方的偉大”

      人物周刊:穆旦早年認為受舊詩詞影響大了對新詩創作不利。王佐良評穆旦,說“穆旦的勝利卻在于他對古典經典的故意的無知,甚至于他的妙喻也是西方的”。你說這是“西方他者視角的權威話語刻骨地被復制到我們自己的意識中”。在新詩歷史的前30年,詩人普遍如此仰慕西方現代主義嗎?

      江弱水:穆旦相對突出一些。我為什么對穆旦的批評比較強烈?也是在中西“同步”與“位移”的過程中,他的移位過于傾向到西方的現代主義,走到了蹺蹺板的那一頭,過分地引用西方,而不理會中國傳統,但這也只是表現在他一個人身上吧。像聞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馮至都不是,他們受到了很好的傳統滋養。

      人物周刊:傳統逐漸式微后,當代詩人是否受古典詩詞傳統的熏陶更少,而西方的影響會更多?

      江弱水:語言會有一個將錯就錯的情況,當翻譯文體產生了籠罩性的影響后,所有詩人都會在這樣一個語境下說話。非常理想的情況就是歐化、文言和我們活潑的口語三者有機結合,但大部分人會過度傾向于翻譯體,比較歐化,比較文藝腔。

      人物周刊:那卞之琳和張棗呢?你多次說新詩100年來,前50年寫得最好的詩人是卞之琳,后50年是張棗。

      江弱水:最好的詩人當然逃脫了翻譯體的影響。他倆都富有語言天才,我甚至覺得,有一個特點似乎促進了而不是帶累了他們的語言敏感:卞之琳和張棗普通話都不好。卞先生的老師徐志摩,到北京呆久了,一口京片子溜得不得了,而卞先生19歲到了北京大學念書,大半輩子生活在北京,晚年仍然一口的江蘇海門口音。他講話我每次只能聽懂三分之二,但我認為卞的語言敏感遠遠超出徐。張棗也一直是四川和湖南混合的口音。

      但是也怪,他倆外語能力都特別強。卞之琳翻譯了莎士比亞四大悲劇。莎劇全部是五音步的素體詩寫成,朱生豪的翻譯是散文體,卞之琳是用詩來翻譯詩。世界各國語言成就的衡量標準之一,是翻譯《哈姆雷特》。俄語是帕斯捷爾納克,德語是施萊格爾,坪內逍遙的日文譯本被日本人說成比莎士比亞原文還好,而王佐良曾經說,卞之琳的《哈姆雷特》譯本是可以放到世界上莎劇翻譯的群峰中間的。香港大學的周兆祥曾經專門做過一個漢譯哈姆雷特研究,他拿了所有的《哈姆雷特》譯本,從意象、形式的準確度,包括莎士比亞最喜歡的雙關語的處理等等對照,最后總分卞之琳高居第一。張棗是英文系畢業,后來到德國待了20年,在德國拿到博士,精通英語、德語,也了解法語、俄語。二三十年代那些詩人,哪一個不懂外語?馮至之于德語,卞之琳之于英語跟法語,戴望舒之于法語和西班牙語,每個人都直接面對原文,而且對應那個語言最好的詩人。比如說馮至1926年第一次遇見里爾克就被迷住了,然后他就譯介里爾克。他的里爾克成為漢語中最好的里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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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江弱水與余光中先生謁大禹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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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對古典也非常熟悉,也從來沒有必要去以自己對西學的了解、對西語的掌握來自傲。作為頂級高手,他們知道古典詩人的偉大和西方詩人的偉大。

      人物周刊:瓦雷里給梁宗岱翻譯的《陶潛詩選》寫過序言,“夸”梁比一個普通的法國人,甚至比一個法國的中學會考及格者更加高明。那一時期,西方的詩人對中國新詩是否了解,持什么樣的態度?

      江弱水:他們對中國古典詩有所了解,但不深,不全,有時歪打正著,讓中國人影響了英美的意象派,然后由此而逐漸對西方整個現代主義詩歌產生影響。至于中國現代詩,當時才出現20年不到,西方不可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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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詩人有個特點,能夠泥沙俱下”

      人物周刊:現在西方文壇對中國的新詩是否有較為清晰的認知了?

      江弱水:如果從世界范圍來講,他們對中國現代詩歌當然了解極少,大都只認得一個名字,北島。當然這也有寫作風格上的原因,北島的詩翻譯起來更少損失,更多力量?,F在的問題就是,我們了解西方、了解世界多,他們了解我們少。我們是一個文化進口大國,引進人家的多,文化貿易不平衡。這種不對稱,是因為我們做得不夠好。我們詩人沒有獲得世界性的影響,是因為我們的詩人里沒有出現大詩人。

      人物周刊:卞之琳和張棗還不能算大詩人嗎?

      江弱水:我感覺還不算。錢鍾書曾經講過,有大詩人,有小詩人,有小的大詩人,有大的小詩人。卞之琳和張棗當然不能跟李白和杜甫這種大的大詩人比,他倆恐怕是介于小的大詩人或者是大的小詩人之間。卞之琳自己就說他是一個小詩人。張棗比較狂妄。上次在長沙開會,他爸爸就說,“張棗這小子從小就狂,他說他是大師!”

      要說大的大詩人,他們還輪不到。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們有技巧,但是寫作產量不夠。所以精度有余,但不夠廣闊和豐富。卞之琳總共有一百多首詩,張棗也只有一百多首。李白將近一千首,杜甫將近一千五百首。當然,不能以數量取勝,比如說T·S·艾略特,一百首還不到,但他有幾首詩特別長,比如《四個四重奏》,就是偉大的組詩。但產量的確是一個重大的衡量指標,有了產量你就更豐富、更廣闊,處理的問題也更復雜。

      大詩人有個特點,能夠泥沙俱下。他不可能每一顆都是金子、都是珍珠,有時候是石子、是魚目,他來不及。所以就連老杜也有老手頹唐之作,這個字比較不到位、那個句子是多余的,很自然。莎士比亞也有人說刪掉一千行會更好。

      人物周刊:你覺得當代西方有誰稱得上大的大詩人?

      江弱水:感覺好像是氣運有點變了,20世紀果然是小說為王,任何一個有野心的作者都不滿足于寫詩,都希望寫小說。過去詩人最有野心的就是寫史詩,后來的詩人覺得還是揚長避短吧,為時代做記錄的任務還是給小說去完成,我們只需關注純凈語言的工作。詩不能反映那么廣泛的現實,那就往縱深發展。20世紀后50年里面的詩人,大家可能很喜歡的,比如說拉金、特朗斯特羅姆,都是很精粹的。所以,我們現在感覺到,世界詩壇沒有特別大的詩人。

      人物周刊:當小說為王,詩歌不是反映現實的最好題材,詩歌的意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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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弱水:不僅小說為王,而且理論為后。那詩的角色就比較尷尬,你有可能要放棄一些領地。但有時候一首好詩的容量非一篇短篇小說所能容納。小說的地盤很大,詩歌小一點,但詩歌所能達到的深度和精度,小說有可能達不到。所以張棗講了一句話,詩歌就是一句頂一萬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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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還出不來大詩人,不過應該也快了”

      人物周刊:你在《新詩前三十年的關鍵詞》一文中講到,新詩興起以后,依次面臨過語言的困境,形式的困境,新詩當下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江弱水:太多矛盾了,因為任何一個詩人一提筆,他就會面對自由詩和格律詩的矛盾、西方化和中國化的矛盾,還有個人性與公共性的矛盾。詩人面對著多重困局。

      人物周刊:你指的這些困局是否也是百年前的詩人面對的問題?

      江弱水:可以這么說,新詩雖然100年,但它還是很年輕,處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左邊一座大山是中國古典詩,右邊一座大山是西方現代詩,新詩在中間,是很弱勢的。每一個當代的中國詩人,他面臨情況的復雜和嚴峻程度,超過任何一個用英語寫作的詩人。比如說英國最受歡迎的詩人拉金,寫得極少,影響極大。但他就說,我不讀外國詩。英語詩人可以說不讀外國詩,現在有哪一個中國詩人說我不讀外國詩?情境就跟當年聞一多說的類似:舊詩人可以說他不讀新詩,新詩人哪里敢說他不讀舊詩?因此,想用現代漢語作媒介而成為一個詩人,你面臨的壓力就和純粹的古典詩人、西方詩人不一樣。

      人物周刊:這可以說是新詩先天面臨的困境,如何才能解決?

      江弱水:我也說過,只要一個大詩人出來,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他直接給你解決的成果,而且他不光是取舍,重要的是他怎么調配和融合各種因素,出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鮮得不得了的東西,那就什么問題都不成問題了。

      比如說中古漢語,從五言七言一路發展下來,到了盛唐,李白,尤其是杜甫,出來以后,把什么問題都解決了。至于新詩,其實我們在過去,聞一多、卞之琳、張棗他們有很多問題已經解決得很好了,但還沒達到最高的境界,因為我們中國人對大詩人的要求不一樣,有李白和杜甫這些人存在,我們心目中的大詩人好像格外大一點。我們希望有這樣的大詩人出來替我們解決問題,替我們把過去所有的壓力釋放掉。

      新詩百年肯定沒有達到頂峰。唐朝從公元618年,到李白、杜甫出來,過了一百多年。那百多年里,陳子昂總不算是頂級的詩人。所以我們對新詩要有耐心,要有信心。一百年也許真的出不來大詩人。不過,想想應該也快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評價中國的新詩寫作現狀?

      江弱水:到任何一個縣里面去,都有一個詩詞學會。在中國,什么基數都無比龐大,寫舊詩的人都可以成立一個國家,寫新詩的,能成立兩個。但就像龐大的人口基數并不能保證有偉大的足球一樣,偉大的詩歌也未必是龐大的寫作群體所能決定。我們期待的是涌現最優秀的一批詩人,其中有一兩個天才的詩人。

      (實習記者蘇碧瀅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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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人物周刊 2024 第785期 總第785期
      出版時間:2024年0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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